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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称,长期担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福建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师,从事党校教育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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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盛世不惧“危言”  

2009-11-12 21:48:55|  分类: 国事家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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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曾出现过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类的盛世,尽管这些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得到了发展,却不乏明察耿介之士,他们透过“盛世”的繁华,看到并“危言”指出潜藏在其背后的各种危机因素。西汉著名的政治家贾谊在呈给汉文帝的奏章《治安策》中分析当时形势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他列举诸候割据威胁中央政权、匈奴侵扰边关、社会风气奢靡败坏、封建纲纪松懈废弛等潜在危机。无独有偶,当“贞观”之世,唐太宗正踌躇满志之际,大臣马周骤上奏疏,指责统治集团置老百姓疾苦不顾,“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正面临着失去民心的险境,劝太宗以隋亡为鉴,少兴徭赋,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贾谊于社会安定之时“痛哭”、“流涕”、“长太息”,马周于天下太平之际疾呼以“前朝成败”为鉴,似乎都是很败兴、大煞风景的举动。然而他们居安思危,透过“盛世”表象发现潜在危机的政治远见,和为了国家长治久安敢于“危言”骤谏、“切中事理”的勇气却展示了封建政治家的风采。也由于最高统治者不惧“危言”,高度赏识敢于于升平中揭示危机的胆识,君臣齐心协力,励精图治,才有效地维护了“盛世”的延续。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特别是改革开放,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途充满光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追求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想就可以毫无波折地成为现实了。建国半个多世纪,我们在摸索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道路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现在仍然在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之中。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广开言路、闻谏贵察,不断发现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并加以纠正。

21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期,恐怕也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的时期,可以说机遇与风险同在。最近中国知识界在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2010年前后中国社会最大危机可能是什么?就有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危机问题,并提出要正视土界屋太一的警告。早在1992年,日本学者土界屋太一在回顾二十世纪史的著作《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原因问题的分析,他认为,很多人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首先提到的是“经济的恶化”,但是据说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为经济的恶化而崩溃的体制。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经济上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但是没有说过因为经济困难而投降。越南战争中的北越和后来的柬埔寨也是如此。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因为经济恶化而崩溃的话,那么,在经济状况比今天坏得多的苏德战争中,或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应该崩溃。他强调:“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土界屋太一由此警告说,今天的“中国也由于冷战的终结和经济差距的扩大面临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崩溃”。    

显然,土界屋太一的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也有较大的片面性,且还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是一种批评往往并非空穴来风,尽管作者可能对社会主义抱有很深的偏见,但我们却不得不看到作者的观点的独到和可借鉴之处。当我们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尤其是结合历史的资鉴,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说法了。文化因素的分析在很多学术分析中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可忽略不计的“尾项”,但历史嘲弄人的是,就是这个被大家视为可有可无的“尾项”,在历史的进程中,往往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认识,我们高层决策者们,也是相当理智和坚定的。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立足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明确提出了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最近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又坚定地提出了“要始终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这些不仅仅是治国治党的重大方略,也是强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    

依靠谁,为了谁,发展的理念到底是什么?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理念是以神为本,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以物为本则成为发展的理念,人们将物的崇拜推向极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理念又是什么?科学发展观揭示: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质和核心。这无疑从文化这一更高、更深的层面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合理有序的理想社会,也是马克思规划共产主义蓝图的重要元素。中华民族的祖先造字是极富想象力的。“和”字,就是左边一个“禾”,右边一个“口”,喻示着人人都有饭吃;“谐”字,左边一个“言”右边一个“皆”,隐含着人人要有话讲。由此可见,简单概括地讲,和谐的问题主要就是要解决民生、民主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尽管民生问题并没有解决得很好,但是共产党人以其赤诚的态度和卓越的能力,硬是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建成为全国的民主之区,从而吸引无数的仁人志士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奔向延安。这完全是一种理想的力量、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文化的力量。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这种力量。 

科学发展观的践行、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尽管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但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党要长期执政,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必须在文化上、制度上首先具有先进性。党章,作为指引全党的旗帜和“根本大法”,既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更是党的文化的集中体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需要制度,更需要文化,需要以学习好、遵守好、贯彻好和维护好党章为举措,为动力,以党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要更好地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甚至是“危机”,尽管这些矛盾、问题、危机既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表面上是经济的,本质上是文化的。从而确保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从而使各种“危言”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预警器”和“营养剂”。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欣赏“直言”、善待“怨言”、不惧“危言”。而且,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文明、进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不必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邹忌那样小心翼翼的“婉谏”,也不必如贾谊那样肝肠寸断的“痛哭”、“流涕”、“长叹息”。但是,邹忌的敢谏、善谏,贾谊、马周那种善于从“盛世”看到隐患的见识,敢于“危言”、敢于“诤言”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俗话说得好:“家有诤儿不败家,国有诤臣不亡国”。

                                                                                                       作者:尧希平 发布日期:2006年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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