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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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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称,长期担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福建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师,从事党校教育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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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的腐败如何反  

2008-10-29 22:50:10|  分类: 深度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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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从国有经济领导人的腐败蔓延到国家机关官员的腐败,再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已经到了近乎“遍地腐败”的境地。

腐败是什么?对于生命而言,腐败是原生命消失后的机体裂解,是机体从物理变化到化学变化的质的改变。对于社会而言,腐败是社会共同信仰丧失后对普世价值的抛弃,是人们是非观念的颠倒、公共道德的沉沦、思想行为方式的动物化。

当我们把官员们以权谋私、贪污贿赂、纸醉金迷、包养情妇等等行为定性为腐败时,其实这不过是腐败的表征而已;当我们把追求权力异化成追求满足超乎寻常的私欲时,我们这个社会的腐败因子就有了散发尸臭的温床;当社会成员有了权就可以肆无忌惮、有了钱就可以胡作非为时,社会核心价值就很难站立,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当社会瘟疫完全压倒了社会良知时,离崩析就不太远了。

中国的反腐败与腐败一起发展、一道前进,但腐败是越反越厉害,越反越严重。

人们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中国的腐败如何反?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靠政权反治权的腐败,靠阳光反阴暗的腐败,靠人民反官员的腐败,靠透明反隐蔽的腐败。

一、反治权的腐败

政权是决定治权分配、行为规则的权力,治权是治事权力的总称。政权应当由人民来行使,在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治权是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的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来行使。政权必须对治权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否则治权必然会腐败。治权的腐败是一切腐败行为得以进行的根源,翁安事件、山西溃坝事件、三鹿事件所揭示出来的,无一例外都是治权的腐败。反治权的腐败要靠政权。因此,如何确保治权受制于政权,让治权在政权的监督之下依法运作,是反治权腐败的要义所在。其基本手段是:

1、完善党内民主政权体制。党内政权运作,是一个从产生治权行使者到终结治权行使者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党员选举各级党的领导班子、评价各级党的领导班子、问责各级党的领导班子、更换各级党的领导班子等四项主要内容。

党员选举各级领导班子,是保证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责任组合达到优化水平的关键。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选举各级领导班子应当避免授权层级过多,因为层级过多会造成授权的“误传效应”(释1)。授权层级的设置,以三个层级为好。第一个层级,是公众授权层级,即党员直接选举授权给市县级党委,包括如郑州、洛阳等较大市级党委(释2)。第二个层级,也是公众授权层级,即党员代表直接选举授权给党中央。第三个层级,是委任授权层级,即党中央派遣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区党委,授权其领导市县级党委;市县级党委派遣区、乡、镇、街道、居、村级党组织负责人,授权其管理基层党务工作(释3)。

党员评价各级领导班子,是保证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成绩或失误更接近于真实的关键。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对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成绩或失误进行的评议,应当是层级越少越好,层级越多越不好,因为层级过多同样会造成“误传效应”。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党员和党员代表两个评价层级完全可以较好地完成评价任务,不仅可以减少误传,保证信息真确,而且责任分明,有利于各级领导班子看重党员评价,准确把握来自多数党员的意志。

党员问责各级领导班子,是保证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承担工作失误的责任落实到具体职位的关键。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问责各级领导班子,不仅应当问责到具体职位,而且要避免问责主体和被问责主体的层级过多,因为层级过多同样会造成问责的“误传效应”。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党员和党员代表两个问责层级完全可以较好地完成问责任务,不仅可以使问责目标明晰、问责对象明确,减少推诿扯皮,而且可以在问责过程中,使问责者与被问责者获得更多的沟通机会,减少误解,消除疑惑,增进双方的责任意识。

党员更换各级领导班子,是保证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责任组合组成达到更新优化的关键。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的更换,通常是在两种情况下进行的:一是任期届满。各级领导班子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消耗的是大脑学习记忆的储存。领导人繁重的的脑力劳动,不仅使他们大量消耗了可支配的智力,而且占用了他们用来“充电”的时间。因此,工作越繁忙的领导人,衰老得越快;智力透支越多的领导人,智力损伤越大。因此有必要给他们休息大脑的时间,让他们通过休息和思考,总结工作经验,发掘理论成果。二是任期未满。任期未满的领导人的更换,主要因工作中出现重大过失,通过更换体现承担责任。由党员和党员代表决定更换的领导班子,应当避免层级过多,因为层级过多会造成更换过频,不利于政策稳定。

同时执掌着政权和治权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很好地架构好政权、制约好治权的话,则腐败难免更难反。

从中国人多的国情出发,本着损益比最合理的原则,党内的政权架构划分成全体党员选举、评议、问责、更换市县级党委班子;全体党员选举代表,委托党代表选举、评议、问责、更换党中央班子;省级和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村的党组织班子分别由党中央和市县级党委派遣。作这样划分的好处有二:

其一,有利于治权集中和监督集中。治权集中在党中央和市县级党委,省级党委的功能主要是传达、部署、监督,市县以下级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主要是传达、执行。党员通过监督村、居、街道办事处、乡、镇、区党委的工作,达成监督市县级党委,督促市县党委把精力用在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上去,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党员代表通过监督市县级党委和省级党委的工作,达成监督中央委员会。由于这种监督参与的人数众多,可防止利益集团对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挟制(释4),强化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权威地位,震慑和防止陈希同、陈良宇之流的滥权行为发生。

其二,有利于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党员在党内的活动,主要是政治生活,如选举、评议、问责、领导人更换等,学习的任务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是自学。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作实践中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在生活实践中发挥道德表率作用,在社会实践中发挥政治导向作用,在党性实践中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因此,流动党员只需在工作地点或单位所在地的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籍关系、参加党的活动。转移党籍关系,无需复杂的备案手续,只需到达工作地点后,将自己的身份证和党证出示给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通过党内电子网络确认即可,由接受党籍关系的基层党组织安排其参加党内活动。

完善了这样的政权构架,必定对治权行使构成有力约束,加上党内各项党纪党规的制定和完善以及党的纪检机关的强力查处,党内腐败必定难以生存,更皇况发展蔓延。

2、完善国家民主政权体制。国家政权运作,是一个从产生治权行使者到终结治权行使者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人民选举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评价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问责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更换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等四项主要内容。

人民选举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是保证各级领导班子的责任组合达到优化水平的关键。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选举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应当避免公众授权层级过多,因为层级过多会造成公众授权的“误传效应”。授权层级的设置,以三个层级为好。第一个层级,是公众授权层级,即人民直接选举授权给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组成全国人大、省级人大、市县级人大,分别行使国家政权、省级政权、市县级政权。第二个层级,也是公众授权层级,即人大代表分别选举授权给中央国家机关、省级国家机关、市县级国家机关。第三个层级,是委任授权层级,即市县级国家机关派遣区、乡、镇、街道、居、村基层国家机关和独任国家公务人员(释5)。

人民评价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是保证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成绩或失误更接近于真实的关键。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对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的工作成绩或失误进行的评议,应当是层级越少越好,层级越多越不好,因为层级过多同样会造成“误传效应”。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民和人大代表两个评价层级完全可以较好地完成评价任务,不仅可以减少误传,保证信息真确,而且责任分明,有利于各级领导班子看重评价,准确把握来自人民的意志。

人民问责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是保证各级领导班子承担工作失误的责任落实到具体职位的关键。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问责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不仅应当问责到具体职位,而且要避免问责主体和被问责主体的层级过多,因为层级过多同样会造成问责的“误传效应”。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民和人大代表两个问责层级完全可以较好地完成问责任务,不仅可以使问责目标明晰、问责对象明确,减少推诿扯皮,而且可以在问责过程中,使问责者与被问责者获得更多的沟通机会,减少误解,消除疑惑,增进双方的责任意识。

人民更换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是保证各级领导班子的责任组合组成达到更新优化的关键。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的更换,通常是在两种情况下进行的:一是任期届满。各级领导班子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消耗的是大脑学习记忆的储存。领导人繁重的的脑力劳动,不仅使他们大量消耗了可支配的智力,而且占用了他们用来“充电”的时间。因此,工作越繁忙的领导人,衰老得越快;智力透支越多的领导人,智力损伤越大。因此有必要给他们休息大脑的时间,让他们通过休息和思考,总结工作经验,发掘理论成果。二是任期未满。任期未满的领导人的更换,主要因工作中出现重大过失,通过更换体现承担责任。由人民和人大代表决定更换的领导班子,应当避免层级过多,因为层级过多会造成更换过频,不利于国家机关的稳定和政策的执行延续。

人民执掌市县级政权,人大代表执掌省级以上政权,是从中国人多的国情出发,本着损益比最合理的原则确定的较好方案。由全体人民选举、评议、问责、更换市县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全体人大代表选举、评议、问责、更换省级以上国家机关领导班子,既不会造成政权的割裂,也不会造成治权的放任。

完善了这样的政权构架,必对治权形成有力约束。随着政权行使的力度加大,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就会越来越公正、越来越完善。在人民的监督下,人大代表不敢腐败;在人大代表的监督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敢腐败。当新的腐败被遏制后,老的腐败就有可能得到逐步清算,腐败土壤就会被慢慢铲除。

二、几种典型治权腐败的治理

治理治权腐败,依赖于政权架构的完善,依赖于政权对治权的有力约束,依赖于大治权对小治权的驾驭。

(一)反“车轮子”的腐败。现在没有公车的单位极少,绝大部分单位都配有小轿车。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车轮子”的腐败也越来越重。这些腐败可用以下现象概括:

1、在上班时间,大多数公车跑的是公事,少数公车跑的是私事;在下班时间,大多数公车跑的是私事,少数公车跑的是公事。公私用车一半对一半,费用全由公家买单。

2、配车的级别越来越低,公车越来越象私车。大小单位一把手不配专车会被别人看不起,公车比私车还“牛”——不仅领导使用起来跟私车一样方便,而且司机使用起来比私车更方便,除购车、使用、维修等费用均由公家包办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开到哪里,完全不必考虑花费问题。

3、领导换车越来越频繁,越换越高级。新提拔的要买新车,调动单位的要换新车;领导死在任上的车不能坐,领导丢官的车也不能坐;官员配车相互攀比,如何配车?掌握治权的人说了算!

4、给公车定规矩的,不是法律,而是党纪政纪。党纪政纪三令五申,板子高高举起来,轻轻放下去,挨打的不外是眼神不好的、尾巴太小的、被人挤兑的、自己昏头的。即便如此,因公车私用而丢官去职的尚未听说。

治理“车轮子”的腐败,已经出台的对策很多,但没有一样管用,统统成了花架子。有的地方把用公车的钱发给个人,以为可以治住“毛病”。结果,“病”没治好,瞎搭了“药”钱。

其实,有一个“五味药方”足治公车腐败病,包灵!药方如下:

1、公车悬挂公车牌照,与私车明显区别。

2、立法规范公车配备、使用、管理。

3、人大代表不配公车、不坐公车。

4、老百姓举报公车私用,人大代表问责公车私用。

5、公车私用的官可因此丢官,公车私用的员可因此“下岗”。

(二)反“公务招待”的腐败。现在的公务招待,已经不局限于吃饭喝酒,而是吃喝玩乐一条龙。从中央到地方,凡刚刚上任、有建功立业锐气的一把手们,都把治理“公务招待”的腐败当作改革重任来抓。然几年下来,不仅没有治理好,也磨灭了他们的锐气,“公务招待”的腐败更甚。

其实,公务招待原本不是腐败,而是一种正常的礼仪。防治其腐败,同样有一药方,同样灵验。药方如下:

1、公务招待按类划分,编列入财政预算。

2、动用批准权由地方党、政、法、检一把手行使,列支批准权由党代表大会或人大会议行使。

3、地方党委的公务招待费支出,由地方党委一把手向党代表大会报告;政、法、检公务招待费支出,由政府首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向人大会议报告。

4、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可以在会议上公开提出质询,要求逐项说明招待的对象、事由、时间、地点;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可以针对公务招待费审批案,要求就某一项支出进行批准表决,或对全部开支项目进行逐项批准表决。

5、未通过表决批准的公务招待支出项目和相关费用,由动用批准招待权的一把手们自掏腰包。

6、除经国家主席批准动用的特别经费以外,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招待费也要向全国人大会议报告,由全国人大会议批准列支。

(三)反“官商勾结”的腐败。官商勾结是因为需要盈亏互济,官要钱、商要权。治理“官商勾结”的腐败,最好的药方就是治权透明。药方如下:

1、政策透明。政府制定的政策,施行前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2、回归立法。政府的政策可以强制推行,但有时效限制。政策的时效由政府首长提请人大会议确定,在有效期限内转变成立法案。立法案被人大会议批准的,上升为法律(无立法权的人大会议,可将立法案提交有立法权的人大会议审议批准)。

3、政策问责。人大会议对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可以进行问责。人大会议召开前,人大代表可以就政策问责事项,向人大常委会提出问责申请,人大常委会备案;大会主席团在每次会议期间,安排必要的问责议程和问责时间,方便人大代表进行问责;问责活动以全体会议的方式进行。

4、追究责任。政府施政失当、政策失败的,人大会议可以追究政府首长的责任。追究责任的方式有二,一是对政府首长进行信任表决,未通过信任表决的当即免职,由上级政府派遣临时代理。二是表决暂停政府首长职权,指定临时代理人,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责任不在政府首长的,恢复职权;责任在政府首长的,下次人大会议表决罢免。

5、人大会议的问责对象,还包括法、检机关。

6、对地方党委的问责,由党代表大会进行。

(四)反“官黑勾结”的腐败。“官黑勾结”已经成为我国治权腐败的一种形式,这种腐败形式一旦形成大气候就会极为危险。假如美国政府与本·拉登联合,则可彻底统治世界!以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支持本·拉登对全世界搞恐怖主义,“我出钱出技术,让你去搞谁就搞谁”,全世界谁敢不听美国的?我国的“官黑勾结”虽然还处于小打小闹的低水平,但发展起来,后患无穷。

反“官黑勾结”的基本良方,就是相辅相成的两条:一是在政权架构上完成“两个结构”(释6),让每个人都拥有民主权利,使“官黑勾结”无法实现;二是强化治权,用治权强力打压黑恶势力,使其难以生存。药方如下:

1、立法对治权机关人员“涉黑”行为科以重罚。

2、坚决清除治权机关的涉黑人员。

3、由人民代表大会对“打黑”不力的治权机关进行问责。

4、反对以“战争”方式开展“打黑除霸”行动,强调长效机制,追求稳定平安效果。

(五)反“厚薄政策”的腐败。所谓“厚薄政策”,指的是政策制定者故意玩弄文字游戏,以政策维护少数人的利益、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或以政策增加自己的利益、降低他人的利益。例如,2006年工资改革,公务员实行职务级别工资制,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这本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改革方案留下一个尾巴: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发放办法由省级政府制定。但直到目前,发放办法还未出台。为什么?桌面上的理由是,事业单位太复杂,方案需要仔细推敲;桌面下的实质是,地方财政的蛋糕就一块,事业单位分少了,行政单位就可以分多些。原职别级别工资水平相当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套改后的工资差距很大,少就少在绩效工资这一块。有人说等等吧,早晚会发的。错了,谁敢保证不会晚到22世纪?其他的例子很多,不一一枚举了。

把“厚薄政策”看成是一种腐败,恐怕大众还没有这种认识。但这的确是一种腐败——貌似合法的隐性腐败。反“厚薄政策”的腐败,极其需要政权对治权的约束。药方早已开出:改革政权架构,实行人民选人大代表、人大代表组成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果如此,省级“厚薄政策”立马枯萎。

(六)反“……”的腐败。

……

现代中国腐败的形式之多,不胜枚举。仅举几例,以便说明。我读了大家很多时政评论文章,发现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抨击多、办法少。因此,仅撰本文,抛砖引玉。

                                        2008-10-29

释1:误传效应,是指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设置的节点越多,传递的信号越容易失真。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正在行军的队列里,将口令从前向后传递的参与人员阶梯越多,传错的概率越大,经常发生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授权也是这样,层级越多,不仅授权性质越模糊,而且授权内容也越容易异化。

释2:通过改革行政区划,实现市县直辖到省。以河南为例,郑州、洛阳等有中心城市辐射力的较大城市,将辐射到的县改为区;中心城市辐射力达不到的城市,将区之外的县上交省辖。总之,市不管县,县直辖到省。做这样的安排,一是可使较小的市县按照自己的步骤推进城市化进程。如县的城市化进程主要采取城镇化方式,将人口逐步集中在小城镇,使放弃土地的农民向城镇搬迁,腾出土地实现大农业的产业化。二是市县功能区别显著。市的功能主要是发展工业,县的功能主要是农业。这在我国人口众多、吃饭穿衣为第一大事的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

释3:中央以委任授权方式派遣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区党委,是基于以下考虑:在我国政治构架上,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中央架构,二是市县级架构。将省级架构作为派遣级,有利于政治架构的稳定,既能防止地方坐大,又能作为中央的外脑实施更细致的指挥。市县级坐大的能量远远达不到,况且政权是以全民选举的方式架构,治权在全民监督下也难以坐大。区、街道、居民区等基层党组织作为市级党委的派出机关,乡、镇、村级基层党组织作为县级党委的派出机关,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务工作,尤其是在人口流动频繁的现代条件下,更有利于流动党员管理。

释4:中央政权向全国党代表大会集中,地方政权向全体党员集中,治权向党中央和市县级党委集中,是一种较好的政权治权架构。由于全国党代表人数众多,党代表大会的政权可以较好地制衡和保障中央的治权,有利于防止省级党委对党中央的架空,防止地方利益集团利用省级党委制衡中央,削弱中央的指挥权。同时,还可防治部分市县级党委对中央决策实施过大影响,保证中央决策的平衡性。由于市县党员人数众多,实行市县级党委党员直选,有利于防范市县级党委被利益集团操控。倘若有些市县级党委被地方利益集团操控时,全国党代表大会还可起到削番的作用。

释5:国家政权和治权的三层级划分,着眼于与行政区划协调。区、乡、镇和街道、居民区、村实行派遣制,有利于国家机关对社会的服务走向规范化、系统化,提高服务质量。特别是在居民区和村,实行国家公务人员独任制,既有利于责任到人,又有利于公民把监督的目光集中在市县级国家机关身上,通过关注身边的国家公务人员行为,判断市县级国家机关的社会管理服务水平,监督其首脑的治理政绩。居民区、村基层国家机关独任国家公务人员,是指居民区主任、村长,由政府作为公务员派遣,其本身素质就有保障,加上身负市县长的形象和政绩,在没有族群利益纠缠的优势前提下,更能把一碗水端平,发挥外来权威的调停作用,促进社会细胞和谐。

释6:政权架构上的“两个结构”,一是指执政党的政权结构,二是指国家的政权结构。执政党的政权结构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全体党员选举、评议、问责、更换党代表,二是党代表选举、评议、问责、更换县级以上党委和党中央;国家的政权结构也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人民选举、评议、问责、更换人大代表,二是人大代表选举、评议、问责、更换县级以上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国家领导人。

                                                                                                                     作者:汪智平    来源:中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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