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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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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称,长期担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福建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师,从事党校教育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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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提纲  

2008-11-17 20:58:10|  分类: 备课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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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会的基本情况

10月9日至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出席本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2人,候补中央委员16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七大代表中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部分基层同志和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部分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回良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新宪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二、全会的历史背景

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党的每届中央全会都很重要,但从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来看,一中、二中全会主要是人事工作部署安排,而历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则大多锁定发展与改革,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可以说,要看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明之处”,可通过观察三中全会的“出手”,来体现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它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的开始。在此后的六年间,即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启动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发韧,在整个农村掀起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浪潮。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这一阶段的改革特点在于,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 

(二)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三)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日至30日)

这次会议是在新旧两种体制转换的特殊时期召开的,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四)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带来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将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对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进行改革作了全面的战略部署。这一决定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这次会议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五)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这次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形成,标志着全党对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规律认识更加深刻了。 

(六)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不仅是今后十年改革与发展的“蓝图”,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展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被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目标,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这意味着中国改革或者说制度创新将进入全新阶段,即改革的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由此,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已拉开序幕,经济、社会及行政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态势开始形成。不仅如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思想被写入中国发展的战略文本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全面展开。

(七)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9日至12日)

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目标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对于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正因如此,本届三中全会的关注面更加集中,这也表明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正越来越突出。

因此,纵观历届三中全会,都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方面,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本次三中全会,刚好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三中全会从农村破题,扭转了中国的航线。弹指一挥间,时间又将中国带到了一个岔路口。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中定位于研究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提速过程中,而城市化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农村的发展问题,并且要通过工业化的推进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找到出路。同时,“三农”问题能否解决好,也是关系着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可以说,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完善和创造性发展,它的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具体分析它的时代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破解农村发展现状的需要。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生活到“农工商”全面发展“走出国门”,30年来,中国农村经历了几千年来发展变化最快的“改革开放”洗礼,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中,研究“三农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开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下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支持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变革,大部分农民有了生产自主经营权,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了“自由之身”。新世纪之初,中央又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提出建设新农村的20字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各地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明显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推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推广,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工作加强,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不少地方还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转移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三农”问题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比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0年来达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直在走牺牲“三农”的政策路子;还有农村空心化,土地流转困难,农村资金逆向流向城市等问题,也严重阻扰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呼吁“粮食价格提一点,政府补助多一点,农资价格稳一点”。因此说,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实力,我们的眼光进一步关注农村已经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是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愈来愈复杂。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动荡,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它必然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国内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如今也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国内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的基点重点放在出口上,这造成了经济发展受制于外部环境。面对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以及内需仍未提振等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经济形势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中国不可能再独善其身或一枝独秀,要做到“风景这边独好”很难了。经济和社会如何发展,宏观调控如何调整,对中国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给出的药方是,扩大国内消费,大幅提升内需。扩大消费、增加内需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因为找不到着力点在哪里。而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全力拓展农村市场,也许是扩大消费、增加内需最优选择,也许是避免国际金融动荡给中国经济带来滑坡威胁的出路。从启动消费、拉动内需上说,农村潜力巨大。去年,我国农民全年纯收入平均为4140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的30%。如果农民全年纯收入平均增加2000元,达到6140元,相当于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的44.5%(假设城镇居民收入不变),那么,农村8亿农民将净增加1.6万亿收入,对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和威力可想而知。同时,农村又有着可观的投资需求。我国多次出现投资过猛引起的经济过热现象,这种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以及重化工业上,而农村一直处于投资不足、投资匮乏的状态。农村巨大的投资潜力也可能成为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方面之一。农村的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工业企业、学校村镇建设以及各项服务设施等都有巨大的投资潜力。我国财政的巨大实力,也给增加农村投资提供了经济后盾,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信贷资金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农村投资前景广阔。因此,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全力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通过财政金融切实增加农村投资,中国就能从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下滑的影响。  

三、全会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主要精神

全会内容丰富、主题重要、意义深远。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全面回顾了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沉着冷静,运筹帷幄,积极应对,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特殊的年份,经受住了特殊的考验,创造出了特殊的业绩,积累了特殊的经验,在中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特殊的篇章,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优越,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昭示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驾驭全局的高超领导艺术和坚强的领导能力。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明了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政策措施,体现了全面改革、全面发展、全面提高、全面改进的精神,是指引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征程中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

(一)关于农村土地改革

3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力;30年后的今天,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再次从农村发力,吹响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尤其是8月以来,中央高层赴各地密集考察,又逢改革开放30周年,更使土地制度变革尤受瞩目。

1、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保留集体所有制因素的条件下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直接经营权,但它是由国家控制而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这种特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土地权属纠纷、征地补偿费用不标准、不合理分配、农民宅基地不合理占用、土地使用权尤其是非农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及农民的权益问题等。

(1)农村土地产权残缺,对农民的经营和投资激励不足

现行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可以有乡镇、村、村民小组三个层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代表。但“集体”到底是指哪一层次?法律规定则含糊不清。可见,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是缺失的。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具有对土地的实际占有权、完全经营权、自由转让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产权不清晰导致的土地频繁调整和有限的承包期限,容易造成农民经营土地行为的短期性,抑制了农民投资和经营的安全感与积极性,甚至采用掠夺性经营方式,导致土地贫瘠化,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

(2)农地分散经营,难以获得规模效益

在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大部分农村地区根据集体土地的质量和数量,将土地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平均分配,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使农地经营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人地矛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13亿人中有9亿是农民,虽然我国耕地面积总量大,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公顷(约合1.5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2%。这种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模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加之当前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各种“圈地运动”使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流失严重,耕地面积大量减少,也加剧了人地间的矛盾。我国地区之间土地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很容易造成人地关系结构性失衡。而人地矛盾的加剧和人地关系结构性失衡,在客观上都要求土地经营必须提高效益。

(3)分散经营使农产品供给层次低,难以获得市场优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然形成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阻碍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目前,大部分农村农产品供给结构层次低,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农业发展受需求约束的特征突出,而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仍沿袭传统模式,调整滞后,造成相当部分农产品不能适销对路,农民增产不增收。而且单个农户进入市场面临重重困难:一是主体分散,无力抵御市场竞争、需求变化带来的巨大风险;二是组织化程度低、素质低以及封闭式经营,使农户直接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昂贵;三是缺乏获得市场信息的有效渠道,缺乏对信息进行分析、过滤、判断、选择的能力,面临的市场风险高。同时,家庭生产的盲目性和农产品市场竞争的无序性,也造成农业资源的巨大浪费。

(4)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权利不平等

依照现有法律,只有城市的国有土地才可以出让其建设使用权,而农村集体农地必须经过政府征用,变成国有土地,才可以产生出建设使用权。在征地中,政府扮演三重角色:一是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者,二是交易当事者,三是强制交易合同执行的执法者。在这种制度框架内,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与国有土地建设使用权出让价格之间的差额,被地方政府与工商企业分享了。这种不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与不公平的征地方式,让农民在失去土地时无法获得合理的补偿。目前的土地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利于农民人口流动,还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2、“新土改”的焦点: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他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具体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允许流转土地经营权,农业集约经营便具备条件,可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广大农民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促进土地流转,目的是要实现规模化经营,而且这个规模化经营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双重经营基础之上发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意味着土地私有化,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1)各种流转模式都可探索尝试

只要不改变农地根本用途,不损害农民利益,各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模式都可以探索尝试。但是要做到“两个不改变”:不改变土地所有性质和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改变土地所有性质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不改变土地用途是为了守住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当前,广东省正积极探索农村建设用地上市流转;武汉“两型社会”建设(全称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更是提出了土地向优势产业流转,农民以地为股,经集体转让获稳定租赁收益;重庆、成都在城乡统筹时,采取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将农业用地集中到龙头企业和种植养殖大户手中,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

(2)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话语权

许多农民对土地流转感到茫然,一是不熟悉法律政策,二是无法预知土地增值效应,因此不敢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使得流转率较低。在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有农民与企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按当时的土地产出效益为基数确立了补偿标准。但随着土地不断增值,而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往往引发纠纷,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农民在流转过程中基本上是弱者,他们缺乏必要的合同法知识,缺少对土地升值的预见性,甚至缺少话语权。因此,我们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提供多种流转方式供农民选择。一方面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合理评估土地价值,增强合同的科学性、严肃性,既保证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又能保证土地转让期间的稳定,发挥土地规模经营的效果。

(3)合理置换是农民脱贫出路

政府征地与土地流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可以改变土地用途,而后者则必须农地农用。工业化、城市化必然占用土地,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严格保护耕地,土地制度改革中,必须探索一条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用地需要与保护耕地政策相协调的新途径。其出路在于:一是继续实行土地占补平衡政策,二是继续实行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三是改革完善征地制度,规范政府和企业征地行为。政府除了公益事业需要征用农民土地外,不得以公益的名义,也不得以其他名义征用农民土地,然后进行招拍挂,从中获得高额土地差价收入,侵占农民土地利益。目前农村居民点占地4亿亩,许多农民的住房方式都造成大量土地的浪费,如果将富余人口迁入城市住高楼,大量宅基地就可以还原为耕地,可以弥补因城市化需要而占用的农村耕地缺口。因此,通过合理置换方式,在满足城市化需求,加快农村脱贫同时,也保护了耕地红线失守的尴尬。

(二)关于农村金融改革

解决“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新一届政府施政的一大重点。“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保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

1、农村金融的现状

农村金融的发展存在很大问题,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组织不完善,无法为农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而且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力非常有限。

(2)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不仅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据去年底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计算,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2000亿元。

(3)由于货币管理当局对一切非正规金融持严厉管制的态度,因此民间金融仍然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无法进一步扩展规模和经营网络,从而只能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提供简单的金融服务,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农民的融资需求。

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2、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之路

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要依赖于城市金融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依赖于多个层面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在农村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1)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第一,对于中国农业银行,可以把支持的重点转移到农业龙头企业以及涉农企业上来,积极支持乡镇优质企业二次创业,做好与农村信用社的市场交叉定位,同时继续代理部分政策性支农业务,国家应在税收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和补贴。

第二,对于农业发展银行,可以继续发挥它的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政策,积极配合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建立健全现有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建立“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

第三,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加快其改革,积极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的改革力度,实现农村信用社利率的市场化;加快其产权改革,按“农民入股,由入股社员管理,主要为入股农民服务”的要求,体现合作制的特性;同时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因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呆帐、坏帐,国家可以为农信社的农业贷款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第四,对于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国家调节资金流向,使邮政储蓄资金有效回流农村金融市场。人民银行应适度降低转存款利率,把邮政存款限制在盈亏平衡、略有盈利的水平;积极引导邮政储蓄资金进入金融市场;人民银行可以将转存款通过再贷款的形式,交由农业发展银行或农村信用社投入农村金融市场,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

(2)逐步推进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合法化

确立非正式金融的合法身份是促进农村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当务之急。从法律层面上正式承认非正式金融,允许非正式金融参与金融市场份额的分配,正确认识正规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互补作用,使其经营活动从“地下”转到“地面”上来。另外,要扶持和促进非正式金融的发展,还应该降低其市场准入条件,为其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金融竞争环境,使它真正能够在“公正、公平”的平台上与正规金融进行平等竞争。对农村非正式金融的扶持和认可,绝非让其放任自流。政府在承认非正式金融合法身份的同时,应对其进行规范管理,通过制定合理的制度,明确公正、有效的竞争规则,使其在自我约束的条件下从事经营活动。

(3)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第一,必须明确农业保险既不同于民政部门的救济救灾,也有异于一般商业性保险的最大收益原则,其本质是政策性保险,是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施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属于特殊的准公共物品,因此应逐步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第二,要加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财政应对农民、农村企业所交纳的保费以及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亏损提供适当补贴。

第三,建立农业保险基金。鉴于政府可能难以承受巨大的农业保险补贴负担,建议建立国家和省两级农业保险发展基金,在财政补贴之外,支付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农业保险部门的超额赔款补贴。

第四,通过政府补贴或委托代理的方式,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为农业原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不违背商业保险的利润原则,也有利于风险的分摊,还可以通过间接参与的形式避免政府“寻租”。

第五,必须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相关立法的问题,为农业保险的经营及其参与各方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

(三)关于城乡一体化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促进土地经营承包权流转,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实视察河南时讲了“五个始终坚持”和“三个坚定不移”,这五个始终坚持里就有一个“始终坚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三个坚定不移里边也有一个“坚定不移地加强城乡发展的新格局”。

目前我们的城乡差别仍然很大,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戏称“欧非共同体”。诚然,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农村社会事业滞后;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农民的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尚未得到切实保护,侵犯农民权益问题时有发生;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相关政策和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总之,当前农村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可以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一是统筹空间布局,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坚持规划先行,打破城乡规划分割的局面,高起点、高标准、引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以城乡一体规划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平等和谐、良性互动的新型城乡。

二是统筹资源配置,推进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科学配置城乡资源,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城市资源联动发展。

三是统筹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坚持把小城镇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

四是统筹公共服务,推进城乡文明一体化。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坚持把新增财力主要用于城乡公共教育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生态环保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我院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意见

10月14日,院党委出台了关于全院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意见。意见从三方面指明了下一步我们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重点。

一是充分认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会议,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谋划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会议,必将在我党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篇章,必将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伟大征程中产生重要影响。要以此为契机,加大我院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引导更多的学生到基层、到西部、到广阔的农村建功立业。

二是结合我院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大力宣传三中全会精神,把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推动学院2006至2010年五年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与完成学院党政工作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与抓好当前学院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学习促工作。

三是切实加强对学习贯彻活动的组织领导。全院院系两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和教职员工,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重大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各党支部要采取各种形式,尽快把全会精神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和师生,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全院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要深入学习,勇于实践,成为学以致用、用有所成、善于思考、敢于实践的模范,以此带动本部门、本单位的理论学习。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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